本帖最后由 ZUNZHENG 于 2022-4-25 16:11 编辑
原标题:搬演影响纪录片真实性?看看《空中浩劫》系列如何做
原文地址:https://zunzheng.com/news/archives/32551
长久以来,纪录片的真实性一直是创作者与观众们讨论不休的一个话题。一种主流观点认为,作为一种对事实无可避免的“提纯”和“建构”,纯粹客观的纪录片并不存在。而以此为基础,人们实则是以相对尺度衡量一部纪录作品是否“客观”。(延伸阅读:《纪录片能否真正反映现实?》)
而在这类争议中,有一个方面也讨论得相当频繁,那就是“搬演”(reenactment,也译作重演或重现)手法在纪录片制作中的运用。众所周知,很多纪录片在创作时难免会涉及到已经发生而并未被记录下来的内容。但如果作品要将事件的来龙去脉交代清楚,这些失去的事实就仍有被呈现出来的必要。同时,在纪录片诞生之初,虚构与纪录的边界实则比较模糊,而创作者在创作时采用的不同手法中就包括了搬演。
左:《北方的纳努克》,IMDb
右:《不灭的火》,Harun Farocki Filmproduktion
1922年,罗伯特·弗拉哈迪(Robert J. Flaherty)执导的《北方的纳努克》(Nanook of the North)被认为是第一部完整的纪录片。该片的拍摄对象是一群生活在极地的因纽特人。影片包含了数个搬演场景,比如海象狩猎。弗拉哈迪认为,由于搬演场景是根据拍摄对象的记忆拍摄的,所以他相信这部电影在精神上是真实的。1969年,德国导演哈伦·法罗基(Harun Farocki)的黑白反战纪录短片《不灭的火》(Nicht löschbares Feuer)通过搬演越战期间陶氏化学公司密歇根总部的内部运作,探讨了凝固汽油弹的制造和使用,只使用了少量的实际作战镜头。
运用了搬演的知名纪录片还有很多,比如左图《细细的蓝线》(The Thin Blue Line,1988,导演:埃罗尔·莫里斯 Errol Morris)和右图《杀戮演绎》(The Act of Killing,2012,约书亚·奥本海默 Joshua Oppenheimer)。
不消说,搬演手法在电影人、电影理论家和评论家当中自然产生了分歧。一些人认为,这种手法难免掺杂创作者的主观表达,会让事件的历史准确性受到质疑,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它其实正向增强了历史真实性,对纪录片创作实际上是有利的。
而从实际运用的效果来看,这种手法同样也是毁誉参半:罪案类纪录节目就会利用搬演桥段再现案发现场及过程,吸引观众,但这时常被指责过度剧情化,是一种剥削行为。但在一些灾难题材的纪录作品中,很多事件的还原和再现实则很倚赖搬演。在这点上,加拿大Cineflix公司制作的常青剧《空中浩劫》(Air Crash Investigation/Air Disasters/Mayday)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
导演、执行制片、美术指导和摄影指导站在多伦多《空中浩劫》系列制作现场烧黑的机舱布景前,图源:David A. Lee
作为一部基于客观事实并辅以剧情化处理再现空难发生时刻的事故调查纪录片系列,《空中浩劫》自2003年至今已推出了总共22季,在全球收获了一批忠实观众。剧集的制作始终遵循一种固定公式,采用来自官方的事故调查报告、驾驶舱通话记录器对话记录、事故录像档案等可靠信息来源,穿插对幸存乘客和机组人员、救援人员、空中交通管制员、调查人员和其他航空专家的现场采访,并利用CGI和演员搬演等手段呈现出全球重大空难的现实面貌,旨在打破空难迷思,进一步提升全球航空飞行安全性。
《空中浩劫》的单集长度通常约为40-50分钟,几乎每集都会将搬演部分与当事人采访和现场的真实史料互相穿插。由于空难的特殊性质,演员的表演部分都是基于上文提到的录音录像和官方报告重现的。从制作团队发布的各种拍摄幕后照中,我们可以一窥剧组和演员在《空中浩劫》中如何还原事件细节:
《空中浩劫》塔罗姆航空371空难拍摄幕后照,图源:Darren Goldstein / Cineflix Media Inc
《空中浩劫》S20E06:阿根廷太阳航空(SOL)5428号班机花絮照,图源:ACI中文字幕组ACICFG。《空中浩劫》制作采用尊正监视器助力现场观看。
《空中浩劫》S20E08:LAM莫桑比克航空470号班机花絮照,图源:ACI中文字幕组ACICFG。《空中浩劫》制作采用尊正监视器助力现场观看。
可以说,搬演的运用为原本枯燥或难以理解的空难调查部分增添了一些人性化和活力,也能让观众更真实地感受到空难发生前后的各种环境细节、冲击性和巨大影响。但《空中浩劫》的制作也曾被接受过节目采访的空难调查员抨击剧情化过度并质疑节目的真实性。不难看出,这种与搬演相伴相生的问题很可能无法全力避免,需要根据创作者的个人创作意图和职业良知作出取舍和权衡。
搬演会影响纪录片真实性吗?如果会,影响程度有多大?是否可控?采用这种手法会提升还是降低制作项目的整体质量和可信度?这些问题最终还是需要纪录片制作者来回应和作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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